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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天骥忆陈翔鹤:学人的摇篮

编辑:admin 时间:2019-06-10

 

 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被《文学遗产》(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杂志)聘为编委,赴京参加座谈会。当时,担任副主编的张白山先生主持会议。被聘为编委的,在座还有傅璇琮先生等好几位,都是和我年龄相若,四十岁开外的学人。

  会议间歇时,我们几个不算年轻的“年轻人”,免不了围在一起聊天。这才知道,我们都是在“文革”前,担任过光明日报副刊《文学遗产》的通讯员,也不约而同想起了前主编陈翔鹤先生。后来,这些通讯员,大多成了各高校和研究所教学科研的骨干。

  一

  1952年,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,记得王季思教授在给我们上写作课时说:“以后如果你们发表文章,不要忘记,其中有一半是编辑同志的功劳。”当时,我才读一年级,曾大惑不解,文章明明是我们自己写的,怎么能说编辑先生有这样大的作用?后来,我有幸遇上陈翔鹤先生,才理解王老师所说的是至理名言。当我和璇琮兄等几位,谈到陈翔鹤先生时,都一致认为,当年以陈翔鹤为主编的光明日报副刊《文学遗产》,正是我们这一辈学人成长的摇篮,是教育我们学会做人做事的没有围墙的大学。

  我能认识陈翔鹤先生,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。

  那时候,学校规定本科三年级的学生,要撰写“学年论文”。我在求学阶段就对中国古代诗词很感兴趣,加上二年级时刚学过魏晋文学史,又在旧书店里,淘到一本《陶渊明集》,于是,三年级伊始,便开始研究陶诗,学写论文。上学期快结束,论文《陶渊明诗歌的人民性特征》写成了。那时正在提倡“向科学进军”,到寒假,我把论文重抄了一份,寄给了光明日报的副刊《文学遗产》。

  老实说,当时我属于“黄毛未褪”的大学生,在图书馆里,常见到与文学有关的期刊,不外是《文艺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语文学习》等几种,只有光明日报的副刊《文学遗产》,才专门发表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章。我不知高低,也不懂得它在学术界中的分量,随手贴上邮票,把稿子塞进邮箱,寄交《文学遗产》编辑部。那时,女朋友知道了,便嘲笑我说:光明日报的一个版面,最多能刊载八九千字的文章,你的论文却有一万四五千字之多,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?等着退稿吧!我一想,她说得有道理,但稿件已成泼出去的水,只好自认晦气,噬脐莫及,不敢作刊登之想。

  谁知过了一个多月,我接到一封由《文学遗产》编辑部寄来的信,信很薄,不像是退稿,我心情忐忑,打开一看,原来里面只有一张信笺,上面写着:“天骥同志:来稿字迹非常潦草,就像天书,排字工人一边排,一边骂娘。以后读书写字,都要认真。”信后只署名“编者”。

  这编者是谁?我不知道。后来才晓得,这封信原来是当时光明日报《文学遗产》的主编,著名作家、学者陈翔鹤先生写给我的。

  我看了信,满脸通红。确实,我一向做事马虎,不重视写字,况且想趁假期外出游耍,心不在焉,便“龙飞凤舞”地抄了稿子,塞进邮筒。看了信,我想,完了,编者这样严厉批评我的文稿,哪里还会采用?那就等着退稿吧!我的女朋友倒看得细心,她认为排字工人在骂,不是有可能在发排吗?我一想,似乎有理,于是以后每周都找光明日报的《文学遗产》副刊,留意上面有没有我的文章。连翻了两三个月,没看到,我心也就凉了。正好那时董每戡老师建议我转攻中国古代戏曲,我的注意力才有所转移。

  谁知到了学期之末,我又收到《文学遗产》寄来的函件,打开一看,是《文学遗产增刊》(第二辑)。我的论文,就登载在有关陶渊明研究的一组文章上。原来,陈翔鹤先生和《文学遗产》编辑部认为一些可取而又篇幅较长的论文,光明日报《文学遗产》的版面容不下,于是另辟《增刊》,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  我在抽屉里找出陈先生给我的信,又看看被采用的论文,不禁百感交集,既高兴,又羞愧;既感动,又震动。试想,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,一位重要刊物的主编,百务烦冗,竟不惮劳烦,对一个陌生青年抄写的潦草得像“鬼画符”般的文稿,耐心阅读,这需要耗费多少时间,多少心血!而当发现文稿有一得之见,既严肃批评,又注意栽培。我很幸运,碰上了这一位胸怀如此广阔,思想境界如此高尚的老师。

  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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