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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怎么就成了日本的国民作家?

编辑:admin 时间:2020-05-22

  提到鲁迅,必然会提到革命文学。在鲁迅看来,革命与文学是一回事。在《革命文学》中,他曾写道:“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‘革命人’,倘是的,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,用的是什么材料,即都是‘革命文学’。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,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。‘赋得革命,五言八韵’,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。”

  换言之,与其精雕细琢去搞“完美艺术”,不如先造匕首与投枪,虽粗糙,但实用。这也为批评者提供了借口。

  日本人竟把鲁迅当成“国民作家”

  鲁迅生前论敌梁实秋晚年便撰文称:“鲁迅的作品,我已说过,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。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,也还是有问题的。”似乎是在印证这句话,“当代人是否还应读鲁迅”等话题屡屡浮现。

  然而,所有这些讨论都建立在“中国人看鲁迅”的基础上,却忽略了鲁迅在东亚地区拥有广泛影响。在日本、韩国、朝鲜、新加坡等国,鲁迅的作品至今仍在激励着读者们。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母亲曾对他说:“我还是希望你能成为像鲁迅老师那样的小说家,能写出像《故乡》的结尾那样美丽的文章来。你这算是怎么回事?怎么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?”而大江健三郎的感受是:“我一生都在思考鲁迅。”

  那么,大江健三郎们为什么如此喜欢读鲁迅,他们究竟在读什么?翻开这本薄薄的《鲁迅的都市漫游:东亚视域下的鲁迅言说》(藤井省三著,新星出版社),才恍然大悟。

  首先,作者称《故乡》是“珠玉般精美的小说”,由此想到,大江健三郎的母亲也特别推重此篇,但有多少中国读者会特别注意到它?

  其次,作者对《彷徨》的重视高于《呐喊》,详细介绍了其中的每篇小说,而中国读者正相反,对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一件小事》《社戏》等耳熟能详,至于《彷徨》,可能只对《祥林嫂》较熟悉。

  其三,将鲁迅视同日本的“国民作家”。

  鲁迅的挣扎在东亚世界有启迪价值

  显然,作者是站在整个东亚视角来理解鲁迅:在近代化过程中,东亚各国道路虽殊,但遭遇的困境相同——传统已风雨飘摇,放弃它,就意味着放弃立身根本与心灵家园;坚守它,又意味着集体悲剧的延续。不论怎么选择,作为个体,都将陷入自失的困境,这成为难以弥合的暗伤。

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“希望本无所谓有,也无所谓无,这就像地上的路,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”才有了解决方案的意义——没有目标,只有带着希望去寻找。这希望并不完全是政治意义上的,更多是人生意义上的。

  鲁迅不相信人间天堂,在《影的告别》中,他写道: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,我不愿去;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,我不愿去;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,我不愿去。

  鲁迅的幽暗意识如此犀利,契合了从“熟人社会”被抛到“生人社会”的东亚各国民众的心态。一部分人因对人性极度失望,选择同流合污;另一部分人则匆匆找一个巨大的概念投靠,主动消除自我。价值崩溃的氛围中,讽刺成了唯一的艺术,鲁迅却始终站在那里,不肯后退,即使偶尔尖刻,也绝不走向油滑。

  在半个多世纪的跋涉中,鲁迅成为无边无际的精神荒漠里的一个人格模板,他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担当:一生在思考,一生在怀疑,一生在求索,一生在自我批判……正是这种自苦,为人生赋予意义。鲁迅是把各种价值都扛在肩上的人,不断受伤,不断迷茫,不断绝望,他却把这些统统变成了财富。

  《彷徨》比《呐喊》的思考更深入

  毫无疑问,革命性是鲁迅创作的显著特点,但在革命性之外,鲁迅还有更丰富的侧面,他试图挣脱现代世界强加给他的精神困境,因而对同样在挣扎的东亚各国人民,有了启迪价值。

  比如《故乡》,抛开阶级因素,它也是城市化步伐加快、乡村迅速凋敝的结果,再也找不到自由且英姿勃发的闰土,一切都蜕变成“豆腐西施”式的辛苦恣睢。离开故乡时,曾以为它会一直都在,突然有一天,却发现它已变成陌路。

  再如《彷徨》,它直面了后革命时代的困境,一切并未改变,曾经的新人被自身的缺陷所绊倒。《肥皂》中的四铭,从关心国事的热血青年退化成新遗老,因找不到生命中的新兴奋点,开始用肥皂意淫女乞丐,并披上“孝道”的包装。而《伤逝》中的涓生,在使子君启蒙后,出于自私的想法,又故意将她引导到贤妻良母的角色中,让一个曾焕发活力的女青年变成整天饲油鸡、洗衣服的少妇,心灵又渐渐死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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